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波从沿海向内陆地区延伸，经济下滑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2008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国出口从保持7年连续两位数增长的高位回落,首现个位数增长率。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11月份出口已首次出现7年年月度同比下降。出口增速减缓影响了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全国39个工业行业中有31个行业增速减弱，31个省区中有23个省区工业增速放缓，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受到严峻挑战。
拉动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中，出口下滑是由国际需求减少这个外生变量引起，且在中短期趋势不可能改变。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投资和消费必然需要进行调整，以期在拉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投资和消费归根结底属于内需的范畴。因此，分析内需的现状以及如何进一步解决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对于我们认清当前经济形势，采取正确方法应对经济危机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我国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边际效用递减，投资率上升不可持续
1、作为中间需求的投资增长对扩大内需的短期作用明显，但在无法解决长期供给过剩问题
我国投资占GDP比例逐年增长，目前投资GDP比率已达50%以上，而世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平均在20%～30%、15%～20%。投资属于中间需求，在投资项目建成前它是需求，而到建成以后它就变成了供给。高强度的投资在短期内的确可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但长期而言，当项目陆续建成，产能的释放将使供给进一步放大，强化供需矛盾。因此，投资对扩大内需的短期直接带动作用明显，却无益于解决供给过剩的根本问题。
2、我国当前的投资率高速增长有其合理性，但投资规模增长不可持续
我国现在处于投资率高速增长期，并有其合理性，因为我们的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需要大量的投资。我们的基础设施仍不建全，包括交通、城市建设还需要大量投资去改造，中西部地区仍然落后也需要大量的投资。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投资的规模增长终究会有一个临界值。以日本和韩国为例，日本在50年代初期开始战后重建，投资率高速增长，从20%左右提高到70年代的35%左右后就从35%的高位下滑到25%。韩国在经济起飞期高速增长的投资率在90年代初期达到了峰值40%左右后也开始下滑。我们可以预期，未来我国在外资对国内投资规模无法持续上升，民间投资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公共投资也会因负债率的不断上升而无力长期提供大规模投资需求，投资率高速增长状态必然改变。因此，扩大投资需求在中短期内的确是中国缓解出口需求减少压力的速效药，但绝不可能持续发展内需。
3、公共投资---经济危机预期下政府的短期选择
12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两年投资4万亿刺激经济有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这与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时，因产能过剩通过投资造林修路等民生基础项目创造就业机会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项政策中与扩大投资有关的措施达六项之多，大多数用于解决与改善民生、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灾后重建等项目，这类公共投资一般不会进一步产生产能过剩，直接需求拉动作用快速而显著，是可以暂时增加就业，稳定国内需求，解决燃眉之急的短期措施。以此类推，政府还可以调整投资结构，通过对加大对长期投资不足的行业(比如农业)的投资，以加长“短板”来消费中间产能过剩。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的效率。比如，因投资资金使用不当，就会使大量资金沉淀到少数垄断企业口袋中，而无法使购买力持续流转刺激消费。同样，如果错误选择了对刺激消费连锁反应小的项目进行投资，则投资效用也将打折。
二、扩大消费需求是解决内需长期不足问题的根本之策
长期以来，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在三驾马车中的拉力最小，成为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平衡发展的软肋。虽然2007年中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4.4%和2.5%，消费的贡献率７年来首次超过投资。但考虑去年高涨的通货膨胀率，消费的贡献率增长统计数据可能失真。就中长期趋势而言，当前我国GDP居民消费率与公共消费率仍呈下降趋势。
1、 扩大公共消费是促进内需的突破点
由于长期以来对公共消费，尤其是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消费重视不够，不仅直接导致公共消费率下降，也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同时由于消费风险使居民不敢消费、不能消费，居民用储蓄形式提留风险准备金，使储蓄率居高不下，居民消费率长期低迷。
如果扩大公共消费，意味着居民有了更多的保障，消费风险和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降低，居民对未来心理预期更为乐观，边际消费倾向更加强化。而且居民会将原先用于公共消费领域的开支（如教育、医疗、养老等），转化为其他方面的消费，居民部门的消费由此扩张，产生消费的“挤入效应”。因此，政府部门增加公共消费方面的支出对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至关重要。
2、 扩大居民消费是解决内需长期不足问题的关键
在消费结构上家庭消费比重偏低而公共消费比重偏高。目前，国内居民的消费率仅为38.2％,而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差距十分明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对内需增长潜力巨大。
由于扩大居民消费这个命题涉及面较广，现仅就促进居民消费的两大重点问题进行探讨：
（1）刺激居民消费，尤其要保持就业率增长
就业是大多数国民通过劳动获取工资报酬的主要手段，是多数居民消费的财力源泉。研究发现，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与就业率呈高度正相关关系，经济下滑必然导致就业率的减少。统计表明，近年来我国全国就业人口增量每年平均约为900万，且全部在城镇就业，农村对就业率的贡献率为负数。城镇中的出口型企业，特别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解决了大量的劳工就业。但由于出口下降带来的纵向产业链企业的连锁反应，以及需求下降产生的扩散效应，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强烈冲击，在经济增量减小，失业人数也将剧增。据有关资料估算,明年包括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失业人口明年将增加到2,400万人以上。而我国目前的就业增量与GDP增长的数量关系大约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规模增加100万左右。中央确定明年的GDP的增长目标仅为8%，由此最多只能解决800万左右的劳动力就业，缺口将增加1600万以上。就业率过低导致的居民消费不足，反过来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使得就业率降低与经济增长下滑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就业增长将成为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最大难题。
（2）改善社会分配结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其一，收入分配要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倾斜
有研究表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分配结构有利于使大多数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形成稳定有效的消费需求。但由于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向资本一方倾斜，劳动力要素所得的比重下降，而资本所得的比重上升。这种分配差距，使得少部分资本要素拥有者占有社会大部分财富，据统计，全国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80%多，中等收入者只占全部居民的10-15%。2008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依然在11-12%区间徘徊。占社会80%多的中低收入居民占有的财富增量不足以充分消化产能增量。由于这部份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如果增加他们的收入，将更有可能直接转化为购买产能过剩的商品。
因此，改变高投资下形成的过分向资本要素倾斜的初次分配格局，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适当提高工资标准、改变农副产品价格等措施来调整第二次分配结构向低收入者倾斜，将在促进社会更为公平各谐的同时有效提高社会的整体消费能力。
其二，调整公共权力与国强民富的关系
政府行使公共权力不当则会剥夺公众个体利益，在财富占有比例上，表现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国家过度占有社会财富，国重民轻。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1.2倍。超过76%的资产为政府所有，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分配失衡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在错误的政策指向下，公共权力行使过度或错位，与民争利，表现为税赋过重、资源要素的分配不合理、利益分配倾向于政府或国有垄断企业。因而，只有通过改变政府的公共权力指向，有效限制政府公共权力,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减免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开放市场等措施，向国民让利，藏富于民。民富则将直接刺激市场消费。中国自2002年以来，财富效应已逐渐出现，在2005-2008年期间，居民财富每增加10%，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2%。
总之，内需不足是我国发展经济长期未能解决的痼疾，本文仅对主要部分进行了初略的探讨。虽然分析不全面，且较简略，但由此可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当前国际国内日益恶化的复杂经济环境下,我们应该既应果断使用速效药方，采取非常规的临时性措施防止经济下滑过快对社会的强烈冲击，更要注重使用固本药方，在改变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上寻求内需长期增长的突破点。